山东菜农的春节:“新型职业农民”的淘金路

来源:  新京报
时间:2018-03-10
赵建依旧在自家的大棚中工作

▲春节期间,赵建依旧在自家的大棚中工作。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

迎接狗年的年三十,山东省青州市持续大风。为了照看3个蔬菜大棚,我那36岁的表哥赵建带着媳妇和女儿,在大棚旁边的两间工房里过了年。

与蔬菜大棚的开阔、整洁相比,低矮的工房里陈设简单:一台20多英寸的液晶电视,两个旧木沙发,一个玻璃茶几。西墙上挂着一幅画,雄鸡正在打鸣;东墙上悬着“勤劳致富,实干兴家”八个大字。戴着黑色金属眼镜的赵建把这几个字视为座右铭。

工房里还有一张电脑桌和一张老板椅。正月里,来拜访的亲戚一进屋,忍不住惊叹:“呦,赵建当老板了!”

电脑桌上的显眼位置,还摆放着一张家庭农场的营业执照。“以前农民又苦又穷,都怕做农民,现在我们叫‘新型职业农民’!”赵建说。

“趁着价格好,得抓紧”

农历大年初一,像往常一样,早上7点半,赵建爬上7米多高的棚顶,拉开给大棚保暖的苫子。

阳光透过塑料薄膜照进大棚,蔬菜见光生长。他和妻子穿着秋衣秋裤,猫腰在菜苗中间,整枝、抹杈、清理废叶……

春节前后,北方蔬菜价格开始季节性上涨,两口子一天也不敢停。

赵建种的辣椒,受南方雨雪天气影响,年前价格从3块一斤一路涨到5块4毛钱。但是,正月之后,随着地温升高、蔬菜生长加快,菜价会像开口朝下的抛物线,从最高点一路下滑。

“趁着价格好,得抓紧啊!”作为有5年种植经验的菜农,他很明白,对冬季大棚蔬菜来说,春节前后是必须抓住的黄金期。

刚刚过去的2017年,是赵建的“翻身”年。2016年,他把原来100米的蔬菜大棚转卖,投资近120万,盖起3个230多米的高标准大棚。

规模化经营的成本投入,把他和妻子“绑”在了大棚里。一家人和棚里的蔬菜保持着一致的作息,“早上7点起床,晚上八九点睡下”,夜里遇见刮风下雨,还要起来围着棚看一看。

尽管辛苦,赵建和妻子觉得还算幸福。2017年,辣椒价格“漂亮”,他还上了部分欠款。

“他们贷款种大棚的大户,不像以前种棚的,是养家糊口,”附近一个小户菜农告诉我:“人家投入是原来的十几倍,跟开一艘大船一样,为的是挣大钱。”

“新型职业农民”

2018年元旦前后,隔壁县的农业局带着电视台记者和菜农,到赵建的大棚里参观。一水儿的现代设施,电视台拍了三天。

一进大棚,地上铺的是“铁轨”——两条轨道贯穿整个大棚,电瓶拖车来来往往,像工厂生产线上的传送带,把人工摘下的蔬菜直接运到棚口。

赵建还是村里最早安装自动放风系统的。放风机会根据棚内温度,自动调节通风口。在传统大棚里,每天要通过人工收放苫子控制气温,“200多米的大棚,只通风一项,就要安排一个专门的劳力。”

大棚顶上有一根铁管,“这是自动喷药系统”,表嫂挪了挪屁股下的板凳,一边摘菜一边指指头上的一根铁管,对我说。

几年前,她在别人大棚里打工时,人背着喷壶洒药;现在,喷药机沿着铁管滑过,像雾一样洒下农药,更加节省。更重要的是,以前“药滴在人身上,滴在哪里哪里长包”,现在全部换成了更环保的生物药,“每一茬蔬菜的农药残留更少,而且农药、化肥和菜苗都集中采购,来源都可追溯。”

这些现代化的农业设施,都是赵建以前不敢想象的。

赵建生活的青州市与“中国蔬菜之乡”寿光县相邻,同属潍坊市。村里的老人说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,寿光县发明冬暖式蔬菜大棚、结束了冬季北方人只能吃白菜萝卜的历史开始,村里就跟着种起大棚。

在成为菜农之前,用表嫂的话说,他们俩都是“手没沾过土的人”。

二十来岁时,赵建开着大货车跑遍了中国。从沿海地区装上百货、蔬菜,拉去边疆,再装上煤炭、瓜果,从边疆拉回沿海。

21世纪最初的十年是个体货运的繁荣期,他的工资从4500一路飙升至1万元。因为赚钱多、门路广,在村里,“跑大车”是能跟公务员、工人和个体户相媲美的职业。

2010年前后,随着全国物流业的迅速发展,传统的个体货车运输越来越难揽活。长时间驾驶,他全身没一处舒服的,颈椎病,腰疼,胃病,眼疼。

家里的亲戚开始劝他,“在家种棚一年收入八九万,跟你出去跑差不多。”隔壁村种菜的二姨传递了一些种菜“暴富”的事例——村里一个种胡萝卜的菜农,一年挣了20多万。菜农买车、买楼的情况越来越普遍。

2014年,为了照顾妻儿,他最终辞了司机的活计,租了两个大棚种五彩椒,第一年下来挣8万多,感觉还行,便在2016年办下贷款,建起3个200多米长的高标准大棚,成了村里规模最大的菜农。

还是2016年,农业部增加山东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四省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省。按照山东省的培养计划,2016年到2020年,山东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0万人,以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骨干。

2017年秋天,赵建还挤出时间参加了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第三期培训班,七天课堂学习、七天田间实习。“头一次具体了解了国家30多项扶持政策,我们现在叫‘新型职业农民’!”2月19日,送菜回家的路上,他在菜价跌涨的焦虑中,展现出一丝愉悦和骄傲。

“用品牌化对抗风险”

赵建所在的村庄,以辣椒、西葫芦西红柿为主要种植菜品。

2016年、2017年,他连种了两年辣椒。去年辣椒价格低迷,村里人不看好:“够你们哈(喝)辣椒汤了”。2017年,碰上辣椒价格好,前一年调侃他们的人,又羡慕又嫉妒:“哎呀,今年让你们种着(大运)了。”

这玩笑,反映的是菜农最大的压力——收成好不好,要看能不能押对宝,“种下去,三四个月之后才能知道价格,一耽误就是一季。”

在赵建看来,散户盲目从众的特点,导致几乎每个菜农都为种菜交过“学费”。

为了分散风险,他在3个棚里种了2种辣椒,其中一个大棚套种了西红柿。他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经营理念:“既要随大流儿,又要敢试敢闯”。“随大流儿”能保证种出的蔬菜有市场;“敢试敢闯”能争取主动地位。

2017年春天,高温大棚里的新品陇椒上市。人们没吃过陇椒,市场不认可,价格很低。到了秋天新一季种植的时候,赵建还是决定拿出一个大棚冒险,种了8000棵陇椒。

春节前,陇椒价格一度涨到7块,供不应求。但他用来分散风险的西红柿则遭遇“滑铁卢”,年前跌到1块3一斤。

作为家庭农场的掌舵者,赵建正在研究对抗风险的策略。

春节前,他装了几十箱蔬菜礼盒,想改变以往批发的思路,尝试打出自己的蔬菜品牌。因为人力和生鲜运输问题,销售并不理想。但他决定,明年还要继续尝试。

他还从培训班上得知,家庭农场被认定为省级示范场,才有可能获得财政补贴、信贷支持、农业保险等多方面的扶持。他按照《山东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,一条一条比照了自己的农场,“现在还达不到,”但是他认同政策引导的生产方向,“要让蔬菜通过规模生产,实现品牌化,去抵抗菜价下跌的风险。”

大年初四傍晚,赵建开车走在白色大棚掩映的乡间小路上。亲戚打电话过来要点蔬菜,他打趣地说,“我给你送去,你们管我顿酒哈”。电话一挂,这个自称“新型职业农民”的菜农,又一头扎进大棚里了。

■ 同题问答

新京报:用一个词来形容2017年,为什么?

赵建:辛苦一年,也比较欣慰。蔬菜价格一直有涨势。

新京报:新的一年,有什么愿望和规划?

赵建:看看今年有什么好的政策。能给我们这些农户落实一些好的政策。

新京报: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?希望怎么改变?

赵建: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农业,各地政府都在支持,但有点过剩了。发展农业还需要理性,根据当地的需求,应该进行一些调整。记者 李兴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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